幼儿教育被称为学龄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之列。正是这样的命名和政策导向，让许多人以为，学龄前就是一个长身体、随便玩玩的时期，不需要费劲思考教育的问题，在国家的资源配置上，这也是被严重忽视的部分。
这既有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也有普通人价值观的误区。人们容易以为，幼儿教育是一个浅显的教育阶段，几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只要脾气好，有耐心，就可以胜任幼教工作。当你仔细走进幼儿教育的世界，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集中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研究之大成的领域，深不可测，而我们却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
公办园：机关“办社会”后遗症
据广东省教育厅及当地媒体公开资料显示，在广东，能进入公办幼儿园的适龄儿童只占总人数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机会还是家长高价购得的。至2010年底，广东省内共有幼儿园11161所，其中享受财政预算全额和差额拨款的幼儿园约410所，约为总数的3.6%。去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布后，广州市9间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高达6000万元，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的数据与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公办幼儿园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过去机关单位“办社会”的遗留产物，却成为一项权力资源配置和公务员福利，由体制内成员独享至今。
广州番禺去年先行试点，以摇珠派位（即用电脑摇号）的形式，拿出学位对社会公开招生。此举却遭到部分公务员的抵触，一些抽不到学位的公务员颇有微词。可以想见，权力一旦成为福利，人们难以接受自己成为首批吃亏者，让出资源与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
即便是针对公办园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层群体。所谓摇珠派位，与户籍、房产等都深入挂钩，无产无户的外来工恐怕是无缘享受改革成果的。
每每上菜市场，总能看到三五岁的孩子，被卖菜的母亲塞在旁边的小椅子上，孤独地摆弄手里仅有的一件玩具。卖菜的母亲只希望孩子别跑动、别丢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这般重复的生活，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阶层的母亲，无暇也无力顾及。
相比而言，美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国参照。据美国官方资料介绍，1965年，作为联邦政府“向贫困宣战”的组成部分，美国开启了建国以来由联邦政府参与的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个教育方案——提前开端计划(HeadStartprogram)。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提供适宜的早期教育，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入学准备，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与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开端计划”不但为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还提供医疗、营养服务以及家长教育，以便通过这些服务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这个计划的宗旨在于，使得权力所能分配的资源尽量向底层倾斜，美国人相信，教育应当成为纠正出身不平等的一个有力手段，改变阶层流动的固化。
遗憾的是，中国还在纠结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标，迄今仍未达到。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连自己提出的底线目标也延迟了十数年没有做到，遑论什么“提前开端”了。既得利益阶层、新富阶层和知识阶层们似乎已经对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忙着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长方案，竭尽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资源来弥补国家投入不足的缺陷。
匮乏与过剩：起点的不公平
匮乏与过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规划着孩子们的人生，“输在起跑线上”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新富阶层占比越来越高了，而越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挣扎不已而难以跃升精英阶层。当新富阶层的孩子有条件最大限度开发自己的潜能甚至有资本表现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时，底层大学生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性格的内向被挡在表面上“公平”的竞争门槛之外。
在我的老师辈身上，我看到了无论家境如何，他们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自贫寒家庭，他们没有局促不安，没有狭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与他们的童年时代，贫富悬殊并未走到今天这样“极致”有关。
过去，所谓的贫富差异，不过是家里多几斛粮食、几斤肉的问题，工农、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别不会大到让弱势阶层的孩子完全掉队：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书，我也看书……他们之间，资源占有依靠计划经济分配，物质远未有今天的丰盛，自然差距也没有今天这样显著。
而今天，鸿沟在扩大。底层群体的孩子也许整个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没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阶层、官僚阶层的孩子是拥有几个iPad的问题。他们之间不仅有物质鸿沟，还有信息鸿沟。
阶层的鸿沟表现在孩子们身上，却源自这一代父母，他们共同站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轨道上，面对着不可知的变革。
信息灵通的父母们，早已规划好孩子的出国之路、高考之路。无论走哪条道，他们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深信主流教育体系的父母们，会在孩子起跑前就通过权力、房产资源谋划好对付应试教育的“独门绝技”，上哪个幼儿园能与官员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哪个小学能升上重点中学，上哪个高中考上名牌大学概率最大，他们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几乎已经规划好了。而打算与国际接轨的，则早早谋划好双语教育，摒弃应试教育路径，不惜花费重金上民办双语学校，为的是将来直接申请国外的大学。在广州，所谓美式高中，每年学费高达12万元人民币，不出国门就可接受国际化教育，修满学分的毕业生可获得通过认证的美国高中文凭，毕业即具备美国高中学籍，申请美国大学时，将更加便利。
价值观的竞争提前展开
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滞后远不是对公办幼儿园启动改革所能改变的了，还有价值观上的深刻分歧。阶层的鸿沟，不仅是规划意识和财力物力的落差，还体现为教育理念的差异化。
我就亲眼见到有机会上公办幼儿园的家长不惜路途奔波，到郊区找有特色的民办幼儿园，也亲眼见到住郊区大盘的家长不惜改变生活习惯，到市区租住狭窄逼仄的房子，为了让孩子上公办幼儿园。他们所代表的是有条件选择资源的阶层各自追求有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在他们身上，资源是过剩的。
如上所述，有的家庭注重孩子跟上主流社会的步伐，宁可牺牲环境也要跻身主流阶层，这与体制和权力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有的家庭则接受相对西化的教育理念，他们渴望让孩子接受保护和激发创造力的教育模式，诸如那些主张让孩子们自在“工作”的民办幼儿园，他们反对提前进行知识灌输，反对应试教育幼儿化。把“小升初”当作高考提前战，鼓励孩子自私地对复习资源保密的家庭，主张小学初中快乐学习、培养孩子互助协作精神的家庭，走不走高考之路的价值观差异、社会分化，提前到幼儿园、小学阶段展开了。
在养育模式上，是否将幼儿教育作为为人父母的一项必修课，以何种时间精力投入孩子0-6岁的教育，也将深切地影响着未来一代人的品格、能力、情感。在有实力投入财力物力及早规划孩子教育之路的家庭中，仍有一条隐形的鸿沟，即是教育理念的冲突和差异。
一个主张亲力亲为陪伴孩子玩耍、讲故事的母亲或父亲，与一个忙于赚钱把孩子塞给高价幼儿园了事的母亲或父亲；一个一家老少看电视的家庭，与一个不看电视有阅读习惯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将会出现怎样的不一样？
不同模式之下，孩子们将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建立起何种价值体系？谁将更有创造力？谁更具备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力是否包括价值观塑造？值得长久考察。
我们现在难以预测这些起跑线不同的孩子们，未来的差异会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比今天的这一代人、两代人呈现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
今天，你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选择，恐将影响深远，正如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奥巴马的单身母亲带着他去上课时，对小奥巴马会有怎样微妙的影响，今天，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宣称不落下孩子的每次家长会的奥巴马怎样地影响着他的女儿们。
能够确认的是，无论是牢牢掌握体制资源，走应试教育路径，上国内名牌大学的，还是放弃与中国教育体制较劲，计划送孩子出国的，这些官僚或新富阶层的孩子，未来不管以何种价值观和面貌出现，他们都将成为人才储备的重要来源。
然而，我们恐怕不能忘记那些在婴幼儿时期就掉队的社会群体，他们难道早早地就要被挤出参与主流社会竞争的行列吗？对中国来说，教育作为改变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正的手段，正在弱化吗？如果不能有效改变目前教育资源被权力和资本垄断的局面，幼儿教育，预示着下一代社会资源提前开始竞争？？这确实令人担忧。幼儿教育被称为学龄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之列。正是这样的命名和政策导向，让许多人以为，学龄前就是一个长身体、随便玩玩的时期，不需要费劲思考教育的问题，在国家的资源配置上，这也是被严重忽视的部分。
这既有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也有普通人价值观的误区。人们容易以为，幼儿教育是一个浅显的教育阶段，几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只要脾气好，有耐心，就可以胜任幼教工作。当你仔细走进幼儿教育的世界，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集中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研究之大成的领域，深不可测，而我们却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
公办园：机关“办社会”后遗症
据广东省教育厅及当地媒体公开资料显示，在广东，能进入公办幼儿园的适龄儿童只占总人数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机会还是家长高价购得的。至2010年底，广东省内共有幼儿园11161所，其中享受财政预算全额和差额拨款的幼儿园约410所，约为总数的3.6%。去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布后，广州市9间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高达6000万元，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的数据与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公办幼儿园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过去机关单位“办社会”的遗留产物，却成为一项权力资源配置和公务员福利，由体制内成员独享至今。
广州番禺去年先行试点，以摇珠派位（即用电脑摇号）的形式，拿出学位对社会公开招生。此举却遭到部分公务员的抵触，一些抽不到学位的公务员颇有微词。可以想见，权力一旦成为福利，人们难以接受自己成为首批吃亏者，让出资源与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
即便是针对公办园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层群体。所谓摇珠派位，与户籍、房产等都深入挂钩，无产无户的外来工恐怕是无缘享受改革成果的。
每每上菜市场，总能看到三五岁的孩子，被卖菜的母亲塞在旁边的小椅子上，孤独地摆弄手里仅有的一件玩具。卖菜的母亲只希望孩子别跑动、别丢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这般重复的生活，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阶层的母亲，无暇也无力顾及。
相比而言，美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国参照。据美国官方资料介绍，1965年，作为联邦政府“向贫困宣战”的组成部分，美国开启了建国以来由联邦政府参与的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个教育方案——提前开端计划(HeadStartprogram)。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提供适宜的早期教育，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入学准备，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与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开端计划”不但为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还提供医疗、营养服务以及家长教育，以便通过这些服务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这个计划的宗旨在于，使得权力所能分配的资源尽量向底层倾斜，美国人相信，教育应当成为纠正出身不平等的一个有力手段，改变阶层流动的固化。
遗憾的是，中国还在纠结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标，迄今仍未达到。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连自己提出的底线目标也延迟了十数年没有做到，遑论什么“提前开端”了。既得利益阶层、新富阶层和知识阶层们似乎已经对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忙着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长方案，竭尽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资源来弥补国家投入不足的缺陷。
匮乏与过剩：起点的不公平
匮乏与过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规划着孩子们的人生，“输在起跑线上”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新富阶层占比越来越高了，而越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挣扎不已而难以跃升精英阶层。当新富阶层的孩子有条件最大限度开发自己的潜能甚至有资本表现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时，底层大学生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性格的内向被挡在表面上“公平”的竞争门槛之外。
在我的老师辈身上，我看到了无论家境如何，他们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自贫寒家庭，他们没有局促不安，没有狭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与他们的童年时代，贫富悬殊并未走到今天这样“极致”有关。
过去，所谓的贫富差异，不过是家里多几斛粮食、几斤肉的问题，工农、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别不会大到让弱势阶层的孩子完全掉队：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书，我也看书……他们之间，资源占有依靠计划经济分配，物质远未有今天的丰盛，自然差距也没有今天这样显著。
而今天，鸿沟在扩大。底层群体的孩子也许整个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没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阶层、官僚阶层的孩子是拥有几个iPad的问题。他们之间不仅有物质鸿沟，还有信息鸿沟。
阶层的鸿沟表现在孩子们身上，却源自这一代父母，他们共同站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轨道上，面对着不可知的变革。
信息灵通的父母们，早已规划好孩子的出国之路、高考之路。无论走哪条道，他们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深信主流教育体系的父母们，会在孩子起跑前就通过权力、房产资源谋划好对付应试教育的“独门绝技”，上哪个幼儿园能与官员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哪个小学能升上重点中学，上哪个高中考上名牌大学概率最大，他们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几乎已经规划好了。而打算与国际接轨的，则早早谋划好双语教育，摒弃应试教育路径，不惜花费重金上民办双语学校，为的是将来直接申请国外的大学。在广州，所谓美式高中，每年学费高达12万元人民币，不出国门就可接受国际化教育，修满学分的毕业生可获得通过认证的美国高中文凭，毕业即具备美国高中学籍，申请美国大学时，将更加便利。
价值观的竞争提前展开
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滞后远不是对公办幼儿园启动改革所能改变的了，还有价值观上的深刻分歧。阶层的鸿沟，不仅是规划意识和财力物力的落差，还体现为教育理念的差异化。
我就亲眼见到有机会上公办幼儿园的家长不惜路途奔波，到郊区找有特色的民办幼儿园，也亲眼见到住郊区大盘的家长不惜改变生活习惯，到市区租住狭窄逼仄的房子，为了让孩子上公办幼儿园。他们所代表的是有条件选择资源的阶层各自追求有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在他们身上，资源是过剩的。
如上所述，有的家庭注重孩子跟上主流社会的步伐，宁可牺牲环境也要跻身主流阶层，这与体制和权力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有的家庭则接受相对西化的教育理念，他们渴望让孩子接受保护和激发创造力的教育模式，诸如那些主张让孩子们自在“工作”的民办幼儿园，他们反对提前进行知识灌输，反对应试教育幼儿化。把“小升初”当作高考提前战，鼓励孩子自私地对复习资源保密的家庭，主张小学初中快乐学习、培养孩子互助协作精神的家庭，走不走高考之路的价值观差异、社会分化，提前到幼儿园、小学阶段展开了。
在养育模式上，是否将幼儿教育作为为人父母的一项必修课，以何种时间精力投入孩子0-6岁的教育，也将深切地影响着未来一代人的品格、能力、情感。在有实力投入财力物力及早规划孩子教育之路的家庭中，仍有一条隐形的鸿沟，即是教育理念的冲突和差异。
一个主张亲力亲为陪伴孩子玩耍、讲故事的母亲或父亲，与一个忙于赚钱把孩子塞给高价幼儿园了事的母亲或父亲；一个一家老少看电视的家庭，与一个不看电视有阅读习惯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将会出现怎样的不一样？
不同模式之下，孩子们将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建立起何种价值体系？谁将更有创造力？谁更具备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力是否包括价值观塑造？值得长久考察。
我们现在难以预测这些起跑线不同的孩子们，未来的差异会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比今天的这一代人、两代人呈现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
今天，你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选择，恐将影响深远，正如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奥巴马的单身母亲带着他去上课时，对小奥巴马会有怎样微妙的影响，今天，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宣称不落下孩子的每次家长会的奥巴马怎样地影响着他的女儿们。
能够确认的是，无论是牢牢掌握体制资源，走应试教育路径，上国内名牌大学的，还是放弃与中国教育体制较劲，计划送孩子出国的，这些官僚或新富阶层的孩子，未来不管以何种价值观和面貌出现，他们都将成为人才储备的重要来源。
然而，我们恐怕不能忘记那些在婴幼儿时期就掉队的社会群体，他们难道早早地就要被挤出参与主流社会竞争的行列吗？对中国来说，教育作为改变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正的手段，正在弱化吗？如果不能有效改变目前教育资源被权力和资本垄断的局面，幼儿教育，预示着下一代社会资源提前开始竞争？？这确实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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