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起跑线”为何如此拥挤？

　　我们的孩子从学前教育就面临层层障碍，一句话概括就是：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而最近曝出的北京上百家长为孩子入幼儿园排队8天8夜、幼儿园赞助费提高孩子无奈退学，以及因为管理不善各地发生的几起幼儿园孩子惨死的事件，都是幼儿园难题的外在表现。

　　为何我们孩子的“起跑线”如此拥挤？

　　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这几年，中国正处于第四次生育高峰，中间又有“金猪宝宝”、“奥运宝宝”等，导致出生人口数较前几年都有了不小的增加，2008年是1608万人，2009年是1615万人，都高于2006年和2007年的数字。这批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都会在这两年集中进入幼儿园。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幼儿园却明显没有做好准备。以北京为例，这个城市2006至2008年，三年新生儿共40多万，而现有幼儿园的接收能力只有22.6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幼儿园数量还在减少。据统计，1990年，北京市共有托儿所和幼儿园4793所，到了2009年只剩下1266所。

　　这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幼儿园难题，再如深圳，幼儿园的供需缺口也接近一半。2008年全国在园幼儿数约为2475万，不到全国3至6岁幼儿的50%。这也就是说，我们有近一半的孩子没有接受学前教育，人生在“起跑线”上就出现了不平等。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学前教育提出的远景目标是，2010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55%，202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95%，2050年提高到98%。也就是说2008至2020年是学前教育快速发展时期，在园人数将从2500万人，迅速增长到5200万人。一句话，我们需要更多的幼儿园。

　　但是，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不能保证提供足够多的幼儿园。财政投入不足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而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却又是所有教育投入中最少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我们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大概只占到教育经费的1.3%，国际平均水平是3.8%，高的国家大概占到7%至11%。就在这些不足的投入中，又出现了不公平的对待。例如，北京市2008年市区两级财政的学前教育投入共7.41亿元，全部给了145所幼儿园，而北京市共有合法幼儿园1200多所。

　　财政投入的倾斜让145所幼儿园得到了足够的经费，发展成为示范性幼儿园——收费低、教师质量高，成为众多家长选择的对象，入园名额一票难求，大家只好找关系，拼背景。畸形的结构由此产生：政府投入的公立型示范幼儿园成了权贵幼儿园，权力是入园的“通行证”。如南京市一家知名公办幼儿园，只招80名孩子，却收到800多张“打招呼”的条子，比考公务员竞争更激烈。

　　公立幼儿园没权进不了，而好的私立幼儿园没钱也进不了。因为考虑到投入成本，私立幼儿园大都收费高，一个月几千元到上万元的托费当属正常，这显然是富人专利，中低收入者只能绕行，他们只能选择教育质量差、收费低的幼儿园，甚至是没有资质的“黑”幼儿园，而这类幼儿园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问题甚至导致惨案发生。

　　中国学前教育“扶强凌弱”的怪现状是与国外成熟的学前教育模式相违背的。被公认的好的模式是，保持半数以上的公办园，以调控、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其次，公办园遵循“排富原则”，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如美国，优先安排低收入家庭、有特殊就学需要的幼儿上公办园。那些权贵和富商是不允许占用公共资源的。

　　为了我们的孩子都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的建议是，请政府增加投入；另外，在不平等使用公共资源时，更多倾斜给中低收入者，而不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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